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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父亲陈铜民影响而决定进入电影行业;《金枝玉叶》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制的“命题作业”;《甜蜜蜜》是被打入“冷宫”的作品……在6月11日的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上,陈可辛披露了不少幕后故事。而提及今年2月离世的父亲陈铜民,陈可辛更是在现场哽咽落泪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听父亲的话读了酒店管理专业 半年就熬不下去了
陈铜民祖籍广东潮州,父亲为泰国华侨,幼年时与母亲一道移居泰国。陈铜民曾在泰国的中学当中文老师,1956年到北京进修导演,翌年到港,加入长城电影制作公司,由编剧做起,后来转行到《明报》任职编辑。1963年加入国泰电影,后又去了邵氏公司,曾创作《草木皆兵》《浪子双娃》《追车记》等电影剧本。1972年,陈铜民自组大同影业公司,并在泰国为公司头炮作品《大地双英》初执导筒。他的许多电影由泰国明星出演,或在泰国拍摄,开创了日后香港电影在泰拍摄取景的先河。
陈可辛说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电影梦,虽然很辛苦,但谈不上成功。“我从小就看着他追梦。他每天回家就讲他的想法、故事、梦想,老婆听多了就烦嘛,他就跟儿子讲。我每天听他给我讲故事,跟他去电影院看电影,一直在这种氛围里长大。我跟我爸爸是特别好的关系,不是传统的父子关系,真的像朋友一样。”
陈铜民并不想让陈可辛“子承父业”,因为他知道电影这条路很难走。一次全家人去海滩玩,海滩附近有个酒店,陈铜民建议儿子读酒店管理专业。“做酒店经理多好,也不用发财,但是可以吃住都在酒店,生活比较舒服。”陈可辛真的选择了酒店管理专业,结果念了一个学期,熬不下去了。“完全熬不下去,当时在美国念大学,可以选择历史、地理等很多科目,觉得还是最喜欢电影,最后转了电影系。”
以前不能理解张曼玉在《甜蜜蜜》中为何哭之前先笑
《甜蜜蜜》里张曼玉扮演的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过世的消息,先是笑了一下,然后才哭。这场戏拍了八条,最后陈可辛选的是第一条,这也成为张曼玉的经典镜头之一。
回忆这段故事,陈可辛坦承,导演不一定都是对的,他当时拍了那么多条的原因,就是不觉得张曼玉演的第一条好。“我理解她笑的动机,但是我觉得有表演痕迹。我觉得张曼玉演得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,但眼泪流下来,张曼玉有那个脆弱感,那是与生俱来的,学表演都学不来的,我们很喜欢看她那样。拍这场戏时她突然来一个笑,我就懵了,说不行,她给我解释,我说我明白,完全理解,但就是觉得你在演。”
就这样拍了八条,张曼玉最后说真的哭不下去了,为了哭,她把家里人都“想死”了,连家里养的狗都被想“死”了。陈可辛就说够了,回去剪吧。最终,陈可辛选了第一条,那时他还是想拿掉那个笑,但因为是一镜拍摄拿不掉,所以只好保留下来。
结果观众全都喜欢张曼玉的这个先笑后哭,陈可辛说自己用了很多年才理解,“后来我有两个亲身经历”。
《金鸡2》中,张学友演了一个角色,当时陈可辛和张学友在配音间,陈可辛接到电话被告知柯受良(小黑)去世了。“柯受良是我和学友的好朋友,尤其跟他的关系特别好。我把他拉出来推在墙边,两手抓住他的肩膀,我说小黑走了。他突然间嘿嘿笑一下,笑完才哭。那个笑就跟张曼玉那个笑一样。”
第二个经历就是陈可辛父亲今年去世。“我半夜3点接到电话,他一直很健康,是突然走的。我接完电话之后第一个反应虽然没有笑,但是觉得很荒谬,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?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。”
陈可辛说自己看电影会哭,拍电影也会哭。“我拍《武侠》的时候跟女主角讲戏的时候都会哭,我觉得很丢人,自己讲戏都会哭。”
如此感性的陈可辛在生活中却哭不出来,他甚至曾让表演老师教他如何哭。“拍《夺冠》的时候我找了一个表演老师,因为《夺冠》是我第一部全用素人演员去演运动员的一个戏。我不是念表演的,我没有能力跟素人演员沟通,教他们怎么演戏,就找了表演老师来教。我还跟老师说你教一教我哭好吗?我以后的人生中,有几个时候要哭,但是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呢?我爸爸三个月前离开,他对于我来讲太重要了,但是我这几个月几乎没有哭过,很多朋友说有一天你会大哭的,我一直在等那一天,我觉得今天终于让我释放出来了。”
拍《金枝玉叶》是因为张国荣 没想到《甜蜜蜜》会火
《甜蜜蜜》无疑是陈可辛作品中最为耀眼的一部,陈可辛也感慨《甜蜜蜜》是他拍得最舒服的一部戏,因为没有什么压力。“运气吧,真的是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。”
《金枝玉叶》也是一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作品,这是陈可辛的“命题作业”,结果却成为他在香港最卖座的一部电影。
陈可辛透露拍《金枝玉叶》是因为张国荣,张国荣答应与陈可辛合作一部戏,陈可辛和团队就想着为他量身定制一个故事,最终在两个故事之间挑了这个《金枝玉叶》。电影讲述了林子颖女扮男装,因为一次男歌手招募活动闯入顾家明和玫瑰的感情世界。“其实是很老好莱坞片套路的电影。但是到今天为止,我在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还是《金枝玉叶》。”
陈可辛笑说《金枝玉叶》是童话故事,最后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了,“可是我从小就不看迪士尼童话,跟我的爱情观相悖”。陈可辛笑称《金枝玉叶》票房大卖,让自己飘了一个月,“那种成功感我等了30年,现在还没有再等到”。
飘完一个月后,陈可辛拍了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。“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最不谨慎的一次,结果那部电影大败,花了很多钱,我们几个人组的UFO公司快倒闭了,成也在我,败也在我。最后公司要卖给一家大公司,那个大公司承担了我们的债务,但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拍《金枝玉叶》续集,我说那就拍吧。”
因为《金枝玉叶》的成功,《金枝玉叶2》拍得很顺,“不是剧本顺,是你要到哪里拍,都会给你拍。”陈可辛提出希望同时拍一部小电影,就是《甜蜜蜜》。“我拍《金枝玉叶2》条件就是要拍《甜蜜蜜》,我先拍《甜蜜蜜》,因为我怕拍了《金枝玉叶2》后,拍不了《甜蜜蜜》。”
因为公司不看好《甜蜜蜜》,所以陈可辛拍这部电影时完全没有压力。“我有很多时间剪片、做后期,剪了一个多月,那个时候剪片最多5天要剪完,而且不是边拍边剪,是拍完才剪。一个多月没有人搭理我,没有档期,也没有计划,像被打入‘冷宫’了一样。”
不被公司看好的《甜蜜蜜》上映后却收获了满堂彩,很多同行见到陈可辛后都和他兴奋地表达自己有多么喜欢这部电影。“这次我没有飘了,有了踏实的感觉,我知道自己还能留在这个圈里继续拍电影。”
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相信温暖写实主义
听到对谈嘉宾——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说“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,不幸福的婚姻也是相似的”,陈可辛补充道:“不幸福的婚姻也是幸福的,这是我的信念,对于一辈子所有经历,苦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辣的,我都觉得是好的。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好,所以,要是没有之前的一些不好,我就没有今天的好。”
陈可辛是个矛盾的人,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。“这是我人生的态度,拍电影的态度。我可以活在很残酷、很困难的生活里面,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,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,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,所以我特别乐观。最近大家常讲‘温暖写实主义’,我特别相信这个‘温暖写实主义’,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人生里面很多曲折的困苦的经验,对于个体来讲都是成长的养料,是让我变成更好的今天的基础,所以,某种意义上讲,这样的经历也有它的价值,并且再回味的时候,也是有它的幸福感。”
身上的这种矛盾感,陈可辛认为可能和基因、家庭、成长经历、星座、命运都有关。
陈可辛说爸爸陈铜民虽然是不成功的电影人,但他小时候却是被羡慕的对象。“我幼儿园、小学同学都喜欢来我家,觉得可以见到明星。《捉妖记》导演许诚毅是我幼儿园同学,我们是好同学,因为我们个子都很矮,永远坐在第一排,他说去陈可辛的家就可以看到明星。”
但陈可辛认为,其实他家并没有外人看着那么风光,爸爸收入并不高,妈妈还要做别的工作挣钱养家,家里也有矛盾,但是陈可辛的家庭关系又非常温暖。“我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,也知道他们的难,所以我很谨慎,也使得我明白要成功是不容易的,都要做很多妥协。但妥协的时候也要有坚持。我觉得爸爸比我全能,他自己写、自己编、自己导,我中文只念到小学六年级,英文是六年级后才学,中文半桶水、英文半桶水,所以,我一直没有自信,有很大的危机感。”
也正是这种“温暖的信念”,让陈可辛说他的电影就卡在中间,挖出了人性的不幸或者阴暗面,却又不是血淋淋的结局。因此一些影评人认为陈可辛电影是对“商业的妥协”,陈可辛予以否认,“偏偏我就确实相信它能够解决,所以,我只能拍被解决的结局。”
陈可辛强调好电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“碰到最好的团队,最好的人,最好的故事。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非常坚持你的信念,这个过程并不容易,从投资方到演员、明星,每个人都会有他的要求,都可能把你带偏。”
改变是为了不改变 但是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
从影以来,陈可辛执导了17部作品,监制了40部作品,获得了400多个奖项提名,得奖230多个,其《甜蜜蜜》《如果·爱》《投名状》《武侠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《夺冠》等,涉猎的电影类型非常多样,有音乐片、爱情片、还有武侠片等等,也因此,陈可辛很难被定位为何种类型的导演。陈可辛坦承,这是优点也是缺点,之所以涉猎广泛,除了好奇求知外,也与陈可辛一直的危机意识有关。“所以,我一直得顺着市场,也是要‘算计’,算观众喜欢什么,如果拍了电影没有人看也没有意思,这不仅是为了票房,也是为了沟通。在这样的商业模式里面,找一些自己能够有自我表达的题材。”
陈可辛拍了音乐剧电影《如果·爱》,可是他说那时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音乐剧。“我是在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音乐剧,因为我女儿喜欢。”陈可辛也不喜欢体育运动。“我在中学没有玩过任何的体育运动,所以,个子这么矮,可是我拍了关于排球和网球的两部体育电影。我也很讨厌动作片,我看动作电影的时候,永远一看到打就快进,看到有字幕讲话了就停下来,我只想听故事,只想看感情和人物。所以,我对于场面、技术这些都没有兴趣,但是,我要拍《武侠》《投名状》《如果·爱》,我拍这些电影是故事和人物支撑我,技术那部分我可以找专家来帮我。”
陈可辛说这些改变是为了不改变。“不改变的话,就没有办法生存了。做到我这个阶段很难的,可能很多年轻导演觉得自己很难,其实,我这个位置也难,这真的不是说风凉话,这条路就是很难的一条路。”
但是,不管怎么改变,陈可辛说都是在行业规则里允许的情况下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“但是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,自己相信的东西,那是最重要的。不然的话,它根本不是一个作品。好的作品、坏的作品都首先要是一个作品。我一早说,我拍的每部电影,好的、坏的,你们喜欢不喜欢,都是我的,不管有什么原因,只要我妥协了我都认了,这些电影都是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之下做得最好的,我都无愧于心。导演真的不是大艺术家,就是一个把所有人‘码’在一起去创作、去做选择的人。你要坚持自己那些‘说什么都不会改变’的部分,因为一改变,那个电影就不会好看了。相比一部不卖座的电影,口碑不好更伤导演,因为观众会记住一辈子的。”
虽然已是大导演,但危机意识强烈的陈可辛,仍说自己不过是个求生存的导演,这也让他这些年来从未躺平。“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曾希望说冲过了这段时间,就什么都不管了,去享受生活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原来对导演有个很天真、很傻的理解是,你充满热情地做一部戏,做半年、一年,结束之后就可以去享受人生,去找新的故事,去环游世界,找新的灵感,然后回来再拼搏。但事实上,是没有中间享受人生那段的。因为你拍完这一部已经担心下一部怎么做,而且电影行业,你越成功、压力越大,越成功,下一部对你要求更高,只会使你下一部更难。”
这些年来还一直保持着“少年”的心态
陈可辛说自己拍电影就像看心理医生。“我有人生问题解决不了的,就找一批很有才华的人跟我一起去探索,所以,经常会换编剧。每次都是找不同的编剧去做,我很深度地参与每个剧本,很少说人家写了一个剧本给我,我就拿去拍了。我既不是编剧,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导演,就是编剧最讨厌的导演——你自己做编剧不行,又有那么多的意见。”
陈可辛说自己很幸运,做了自己喜欢的电影,还能靠电影生存,这些年来还能一直保持着“少年”的心态:“有首诗说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我一直觉得我一辈子都这样,我现在不是少年了,但又觉得我是少年,很多东西我都不懂,也没有经历过,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对未知好奇的感觉。”
陈可辛说自己有个优点是非常相信年轻人,他常跟年轻的电影人或者公司里的年轻同事去聊。“虽然有很多年轻人的议题,我不是非常了解,也不同意,但我都愿意去聆听、去靠近,这方面我女儿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我女儿看什么,我就跟她看什么,我不会跟她说这个不好看。我从小都不看的动画片,结果陪她一直看。高中后,她开始看音乐剧,漫威的剧,我也跟着她看,看一些情景喜剧,她在笑,我在哭,慢慢大家找到共鸣,我觉得好了,我们终于能够沟通了。”
陈可辛现在对电影的要求是能让他自由呼吸。“我比较世故,但保持天真,我觉得结果最重要,姿态不重要,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,‘站着说话不腰疼’,我的要求是站不站着无所谓,我的要求也不是为了赚钱,我的要求就是让我继续拍下去就行了。”
文/本报记者 张嘉
供图/SIFF
(来源:北京青年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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